一、借古开今，洋为中用

20世纪50年代是李可染山水画面貌大改变的重要转折期，当时任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李可染已经具备传统绘画的扎实功底，但同时也看到了文人画与时代风尚的矛盾。李可染认为只有到社会自然中切实感受，同时恢复古人“师造化”的传统，才能弥补晚清以来绘画中一味求古的缺陷。从20世纪50年代起，李可染一生经历6次写生旅程，其中早期1954年、1956年、1957年、1959年连续的四次写生奠定了李可染“造化为师、新诗入画”的“李家山水”主基调。

李可染出生于江苏徐州的普通家庭，双亲皆是不识字的贫民，在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有忽略对李可染的教育，7岁时他便进入私塾学习。李可染耳闻目染于父母用艰辛劳动来养活家中老小的乐观生活精神，他在给学生上课时经常回忆父亲常常给他讲同一个故事，但往往從故事中间截断讲起，使他总是又有新鲜的感受。少年贫困的家境和父母的言传身教使他性格中带有最广大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谦虚坚毅、真诚待人的优良品格，这些品格也促使李可染能够静下心来学师探道。根据孙美兰记载，李可染回忆在他幼年时便酷爱戏曲人物并尝试绘制，他的童年接触最多的是民间艺术。民间艺术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精神为根基，这对李可染注重民族精神和简朴画风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李可染;革新;“师传统”;“师造化”;“师社会”

優秀的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必然存有超越前人和超越自己的理想信念，目的在于创作出艺术典型。这离不开艺术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对文学修养、艺术技法、生活阅历等积累，是艺术家将自我的艺术心理定势不断锤炼和优化的结果。李可染相信“东方既白”，古人笔墨丘壑是从观察自然总结规律得来的，所以他通过写生的方式观察祖国河山，结合时代新气象走上了山水画创新之路。

美术学界在“东方既白——李可染艺术的当代价值和未来意义”学术研讨会中曾讨论李可染在艺术史中应有的定位和价值，美术学者、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家们普遍认为“李可染在解决中国和西方的矛盾，传统和现代的矛盾，艺术和生活的矛盾这三大问题上，超越了两分对立的思维惯性，提供了新语言，创造了新图式，开拓了新意境，实现了山水画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6]。李可染作为20世纪革新中国山水画的典型代表，他带着出生于普通家庭的坚毅朴实，脚踏实地地走好从传统到现代、从中国到西方、从自然写生到新意境的山水画变革道路。他所创造的“李家山水”面貌融会古今自成一家，最终形成了磅礴大气、浑厚华滋、意境深远的面貌，在画坛独领风骚。李可染任教时常对学生强调：所谓的创造离不开传统及基本功的积累和向众家大师谦虚苦行学习。他在“师古人”时认可宋代郭熙、范宽山水画中的整体气韵;在“师造化”时认同写生对改良中国画晚清之弊端有好处。李可染在变革传统山水画面貌的过程中，摸索出站在时代立场上以精湛的技法抒发对祖国河山之情的山水画道路。这得益于他一生学画苦行探道的自我体会，能做到身心与物的统一。

老舍曾在1944年看完李可染水墨写意画展之后写了评论，其中建议李可染要将意境拓新，“凭可染兄的天才与功力，假若他肯试验‘新诗'，我相信他必定会赶过望云去的”。1959年李可染终于悟出将“新诗入画”在写生中创造新意境，他选择毛泽东诗词作为其“诗意化”意境的载体创作出《六盘山》，这与当时的政治需求有关，也和毛泽东诗词的恢宏大气磅礴之气概与李可染想要“为祖国河山立传”的决心，以及他倾向于整体山河的现代意象审美有关。李可染最为人称道的“万山红遍”系列作品从体现原文转变为追求意境上的技法与情趣变化，而后的漓江和井冈山写生可以看作“毛泽东诗意画”与“师造化”融会在一起的新境界绘画。这种“新诗入画”目的在于追求有现代意象和祖国河山的磅礴之气，同一时代如傅抱石、关山月等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毛泽东诗意画”这类政治形态较强的绘画，对新气象新境界山水画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李可染对古法写生的态度是坚持用最大的力气打进去再打出来，主张从传统内部开拓创新。在变革山水画的探索中，他通过合理借鉴西方绘画如光影明暗、透视比例、素描水彩等表现方法，将中国传统笔墨皴法和山水布局与之相融，目的是为祖国山川立传。李可染从全新的时代面貌和社会气息出发，创造出一种“深秀瑾密”的现代山水意境[4]。他拓展了山水画的审美意蕴，摆脱了含道映物的传统山水画中所营造出的玄之又玄、物我两分的“天人合一”境界，转向了追求真山水真感觉的自然美和艺术典型。李可染完成了中国与西方、写实与写意、传统笔墨与时代精神的深层结合，实现了山水画的现代化转型，并影响了一大批山水画家，促进了山水画的新发展。

文章来源：《美与时代(上)》 网址: http://www.mysdzz.cn/zonghexinwen/2022/0704/8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