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作为一个法制社会，体察与尊重人性是其法治的前提与基础，而不是相反。否则的话，无论如何标榜其正义、公理，都是对民意、良心的变相强暴与扭曲。20 世纪60年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在投票赞成米兰达无罪时就曾留下这样的名言：“罪犯逃脱法网与官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官府以公正、公平的名义图谋私利，有时不惜逼迫对方家毁人亡，这个时候无论是罪犯还是法官，唯有良心这个天平可以扪心自问了”。

三、围绕“父子相隐”之争的反思

总的来看，除却基本观点立场上的差异外，以上讨论还提示出如下一些问题值得反思：

（一）当代视域下的经典诠释问题

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已经被当代学者们讨论得太多了，实在乏善可陈。因为结合中国思想史的发展来看，通常说来，经典诠释无非是考据训诂与义理阐发二途，由此形成的学术风格通称“汉学”与“宋学”。前者侧重历史再现，寻求文本原义的解读；后者以“道器一体”“体用相即”为诠释原则，依循“道通为一”的文化精神，结合个体视角与时代问题，对经典进行一贯义理的发挥，以把握道体的具体显现。在现实的诠释进程中，二者往往又交互并行。然而，在当代的经典诠释活动中，除了以上的理解外，另有一些诠释现象则有必要深入检讨：一是脱离经典文本本身，既非解诂，亦非体道，只是凭借简单的望文生义而随意解说，实难达意，徒增曲解。无论是出于无知还是刻意，恐怕都是不当的；二是无视经典文本的文化属性，以其他文化系统为基础，刻意对经典文本的核心观念进行穿越式的解读，肆意褒贬，实为南辕北辙、驴唇不对马嘴；三是抱着随风唱影，紧跟潮流的心态来对经典文本进行简单的、附和性的、极端性的、积极或消极的认定与诠释。以上种种文化诠释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以便我们能够通过现时代的经典诠释以实现求实与体道、传道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二）文化的价值评价问题

当代文化价值讨论经常涉及一个现代性问题，而围绕现代性的讨论则又习惯性地存在两个理解误区，即：“去古存今”与“以西非中”。

“去古存今”关涉的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现当代以来一直讨论不休的话题，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可谓是关联一体的。因为传统文化往往具体体现为民族文化。当代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一个文化问题就是如何梳理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以往的一种做法是首先将这一问题归为古今问题，而后依据价值对立的判断，基于发展的目的，或做出“去古存今”的选择，或坚持“原教旨主义”立场。2012年中国哲学史年会的时候，李祥海先生就指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化约为时间上的古今关系。同样，时间上的古今关系也并不能化约为先进与落后的关系。李祥海先生指出，需改变从“时代性”的单一维度来裁断中国传统思想及其价值的思维定式。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不可简单化约为古今关系问题。因为所谓现代是一个关于传统的现代，事实上并没有一个脱离传统的现代存在。黄玉顺先生则指出：“现代化或者现代性，它一定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问题。不可能离开民族性来谈现代性”，“现代性的事情也就是民族性的事情”，“民族性乃是现代性的一个涵项，一个基本的涵项，一个本质的涵项。离开了民族性，你就无法理解现代性”。由此我们就要肯定在当代发展中传统之于现代、民族性之于现代性的合理性意义，而不能继续秉持思想启蒙时期矫枉过正的极端态度与偏激认识。

“以西非中”关涉的是中、西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审查：首先，世界上每个国家、民族皆有其相应的文化传统。传统的民族文化代表的是民族内部彼此的认同，他要回答的是你是谁的问题。由此来说，否定传统民族文化即相当于在一定程度上取缔了民族性，而一个缺乏民族性的国家恐怕也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存在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经说历史上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改朝换代，但是文化没有动；二是国家亡了，文化也被颠覆了。前者叫亡国，后者顾炎武把它称之为“亡天下”。今天这种担忧恐怕仍然是很突出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否定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比亡国还要严重、深切的问题；其次，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既有自己成熟、完整的观念体系，也有着开物成务、易简通达的务实、开放精神，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它绝非如某些沉溺于传统民族文化自戕者所描述的那样呈显为一封闭性的存在。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中国思想家们一面自觉反思以往的文化资源和价值理念，一面了解与融进新的思想，以求在承继一贯之道的基础上形成契合于时代的新的价值观，以救世图存。如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王锡阐、梅文鼎等人，在西学东渐的进程中，即秉持实事求是之精神，主张“去中西之见”“兼采中西”“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目而取其精粹”，以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强调“理求其是，事求适用”；再次，文化发展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文化主体性的确定是一个核心问题，而文化主体的确立必然依托自身的民族性、传统民族文化来进行。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亦不能背离这一基本原则。因为一个背离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只能是被转化直至异化，丧失自我。这种简单的同约并不能代表文化的发展，反而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同则不继”；最后，现代性转化并不等于就是西化，更不意味着“以西非中”的合理性。因为现代性问题是世界不同文化传统当下普遍面临的问题，其中蕴含着许多共同的关注点，但是如何诠释、评价乃至解决这些关注点，进而达成各自的现代性转化，不同的文化传统的选择只能是差异性的，正所谓“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谓“现代性转化”绝不应成为当代西方文化霸权的代名词。

文章来源：《美与时代(上)》 网址: http://www.mysdzz.cn/qikandaodu/2021/0303/599.html